档案修复师：指尖“慢”功夫 守住“活”历史

许杨阳正在修复地契。受访者供图

修复前的档案 受访者供图

修复后的档案 受访者供图

许杨阳团队正在修复《中山建设地图》。受访者供图

许杨阳使用油画刮刀分离粘连的档案。记者 余跃 摄

从“档案砖”上揭下的碎片 受访者供图

林炳坤打印仿真件。记者 余跃 摄

档案是历史的凭证，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然而，这些历史的“活化石”，可能因时间推移、储存环境恶化、灾害事件或人为破坏而受损，面临褪色、变质、破损等问题，从而威胁到其完整性和可读性，导致一段历史灰飞烟灭。

所幸，有这样一群穿越时空的“织补者”——他们甘坐冷板凳，以匠心为针、技艺作线，在寂静的工作室里，用指尖唤醒沉睡的记忆，让破损的档案重焕生机。他们，就是档案修复师。

2026年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值此之际，记者走进福建省档案馆许杨阳工匠工作室，聆听档案修复师破解时空密码的故事。

精益求精

让破损档案“枯纸逢春”

走进福建省档案馆许杨阳工匠工作室，静谧的氛围中正上演着一场与时间的较量。

去污，脱酸，刷浆，修补，上墙，压平……经过10多道修复工序，一页页原本残缺污损的老旧档案就在许杨阳的手中重获“新生”。

许杨阳是福建省档案馆信息技术处一级主任科员。从业15年来，她带领团队修复古籍40余本，清代洋行档案千余件，民国档案上万件，族谱数十册，地契、票据等30多万张，破损字画300余幅。近两年，许杨阳团队修复的闽台关系档案，折合成A4纸大小则超过1万张。工作成果日积月累，她也从一名青涩的文物鉴赏与修复专业毕业生，成长为全国档案修复领域工匠型人才。

“要用刮刀，顺着纸张之间的细微空隙一层层挑开，像剥洋葱似的，急不得。”许杨阳拿着薄如柳叶的刮刀，演示“档案砖”的处理技法。

档案砖，指的是纸张粘连严重的档案，年代久远、保存条件差，经过蛀虫、霉菌、灰尘的侵蚀以及常年挤压，纸张层叠压实，无法徒手分开。修复“档案砖”难度极高，需经过揭旧、脱酸、托裱、修补、加固、裁切等几十道工序。

“这类严重脆化的纸张非常脆弱，一不小心就会碎成纸渣，一遇水就会成泥，因此，如何将一页页档案纸揭开、分离，非常考验修复师的技术和耐力。”许杨阳解释说。

厦门市档案馆曾于2018年送来一块“砖”。起初，许杨阳团队以为它只是泡水导致的普通粘连，初步处理后才发现其中含有白乳胶。薄如鱼鳞的纸片、层层压实的纸张、不知剂量的胶水……任务艰巨又复杂，许杨阳团队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在除胶剂的帮助下，白乳胶点点溶解，分离出的碎片密密麻麻铺满了6平方米的工作台。“连呼吸都放轻了，生怕吹飞它们。”许杨阳说。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团队4人全身心投入“拼图”，将大纸张与小碎片放在一起，根据上下文推测碎片位置，有次拼到深夜，大家突然发现一张许久没找准来处的碎片，和大纸张“呼应上了”，欣喜若狂。“像破案了一样兴奋！”许杨阳说。

修复完成后，许杨阳认真数了数，原以为仅百余页的“砖”竟有300多页。“真是不容易！这不仅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毅力，更要有敢于直面‘硬骨头’的勇气。”

陈年档案“疾病”还有许多，需一一对症下药：烟草甲、毛衣鱼等害虫“爬”进档案里啃噬纸张，留下的大小破洞需要局部修补；起固定作用的回形针、订书钉等金属材料加速纸张酸化，“像火烧过的边缘，一碰就碎”，便要做脱酸处理；纸张大面积断裂，需要整张托裱；档案纸大小碎片过多，则用薄如蝉翼、透若轻纱的三桠皮纸覆于表面，以保证纸张稳固和内容清晰可读……当墨迹在修补下重新清晰浮现时，许杨阳读懂了“修复”二字的分量——这绝非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与历史的对话。

凭借较为全面成熟的技艺，许杨阳在档案修复界闯出了一片天，但她始终反复提醒自己，对档案要有敬畏之心，修复过程必须精益求精。“站上修复台，除霉、字迹加固、揭粘、去污、脱酸、局部修补与加固……每一道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半分急躁。”

科技赋能

让尘封记忆“虚拟再现”

许杨阳工匠工作室隔壁的实验室里，藏着外行人眼里的“黑科技”。2022年正式挂牌成立的这间实验室，投入超百万元，引进大小设备30多件，基本满足纸质档案理化分析需求，处处彰显着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这是自制有水脱酸液的设备。”许杨阳指着一排仪器介绍说，“碱式碳酸镁粉末倒进超纯水，通入二氧化碳反应6至8小时，原本浑浊的白水会变成澄清的脱酸液。”

此前，修复师使用的是统一采购的无水脱酸液，3升价格数百元，还会在档案表面留下白点。如今自制有水脱酸液，材料成本仅几块钱，更适合占修复工作大多数的需水洗档案。

检测区内，厚度测定仪正在测量一张宣纸：0.091毫米。“通常测三次取平均值，避免误差。”许杨阳介绍说。

一旁的白度仪则负责捕捉岁月的痕迹——旧纸泛黄实则是白度降低，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对应着纸张的“肤色”，为修复师精准匹配补纸提供依据。人眼难辨的细微色差，在这双“火眼金睛”下无处遁形。

再往里走，是一台热老化箱。它像一台“时光机”，通过实验模拟纸张几十年后的老化状态，从材质角度为修复师的选纸提供科学依据。旁边的光源箱则能模拟不同光照环境，许杨阳介绍说：“它用于对仿真件进行比色，观察在不同光源下的色彩表现。”

许杨阳工匠工作室不仅修复档案，还承担化工分析与仿真复制任务。工作室成员林炳坤1991年起从事档案工作，是全国档案仿真领域工匠型人才。

“仿真不是复印，得像‘克隆’才行——先扫高清图，每块颜色单独打样，和原件比对到完全一致，再整幅打印。”林炳坤介绍，“克隆”墨色文字并不难，难的是让色彩、图案、质感都与原件趋于一致。例如，普通观众赏画时，乍一看，红是红、绿是绿；但对于仿真工作，红是不同色度的红，绿是不同深浅的绿。

“仿真调色需要兼顾科学数值与经验感觉。”林炳坤说。清宣统三年（1911年），一名学子从福建官立法政学堂取得毕业文凭，既是“毕业证”，也是“成绩单”。原件长宽均约1米，页面上20多处深浅不同的红印让“克隆”难度极大。林炳坤耗时一周，才成功将这些红色精准调出。为纪念这份努力，林炳坤专门做了份微缩版贴于工作室，还常向他人介绍这幅作品。

最具挑战的是长幅和大面积作品。清代科举“大金榜”长约20米、宽约0.6米，扫描仪无法一次性扫完，只能分段扫描，为确保金色、黑色的统一性，拼接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加上榜上有满文，拼图难度更是成倍增加。“拼了半个月都没拼完，极具挑战！”林炳坤感慨道。

林炳坤说，档案原件十分金贵，直接展出面临着多重威胁——光线、湿气、蚊虫，甚至连观众呼出的二氧化碳都可能对其造成损伤。因此，面向公众的展览常常使用仿真件替代原件。

“只有发自内心地爱护每一份原件和仿真件，才能把这份工作做到极致。”在林炳坤看来，仿真不仅是复刻的技术，也是对历史的守护。

播撒“火种”

让修复绝技扎根基层

提起成立“许杨阳工匠工作室”的初衷，许杨阳总会想起2019年那次赴基层档案馆的调研。

在某县档案馆，她目睹了揪心的一幕：受雇于档案馆的外包修复公司正将一摞档案整齐地“加工”，对仅有零星小破洞的档案整张刷上糨糊，背面牢牢托裱着厚实的新纸。

“按照最小干预原则，这类轻微破损只需局部修补，过度修复反而会加速纸张酸化，掩盖原始信息。”许杨阳痛心地说。

更令许杨阳不安的是，当她问及库房里那些碎成残片、粘连成“砖”的珍贵档案为何不修复时，得到的答复是：“外面的公司不敢接，太难了，我们自己又没人会。”

那一刻，许杨阳意识到，基层档案部门缺乏的不仅是技术，还有靠谱的“守门人”。如果管理者没有鉴别能力，不知道哪些档案需要修、该怎么修，就会浪费经费，更会对档案造成不可逆的毁灭。

返程路上，一个念头在许杨阳心中生根：必须成立工作室，不仅要修档案，更要育人才，要把“专业底线”筑在基层。

2022年，许杨阳工匠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除了承担档案的抢救性修复，工作室的更重要使命是成为全省档案修复人才的培养基地，向基层档案馆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工作室打破传统培训模式，针对不同地区档案的不同破损情况推出定制化课程，开设小班实操课，学员携带一份本地待修复档案来培训，从破损档案的前期诊断到修复方案制定，全程手把手教学。这样的培训班已举办3期，每期12人，还将继续开展。

“带着问题来，揣着方法走。”这是许杨阳对学员的承诺。白天在工作台前刮纸、刷浆，夜晚分析修复方案，这种高强度的“实战演练”，最终不仅让破损档案重见天日，更将一整套“疑难档案揭粘流程”传至基层。

为了让更多档案馆职工受益，许杨阳还常去省档案学会讲课；组建队伍到漳州、罗源等地进行技术帮扶，开展跨区域交流；每年还接受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前来实习，为档案修复培养后备力量；每年6月9日国际档案日，许杨阳团队面向公众开展各类体验活动，档案修复、仿古书签制作、线装书缝制、木雕版拓片等活动均在群众中取得良好反响。

许杨阳常说：“修复技术不应是少数人的专长，而要成为守护档案的集体力量。”

采访结束时，许杨阳工匠工作室里依然安静。刮刀划过纸边的轻响、排刷扫过糨糊的沙沙声，和着不同机器工作的声音，织成一首关于“守护”的歌。

每一张档案纸，都带着时光的温度；每一名修复师的指尖，都触摸着历史的脉搏。正如许杨阳所说：“档案修复，修的不只是纸，更是为后人留下看历史的窗口。”（记者 余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