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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记者 陈少婷)“1998年底我刚从德国进修回来,背包还没放下,就被派到南平溪后村当镇长助理,白天教农民剪果树,晚上在村部上课,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驻村干部就是全国第一个科技特派员。”回忆起28年前的事,被大家称为“一号科特派”的吴敬才还印象深刻。

“八闽楷模”福建省科技特派员群体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现场,我国科特派制度的首位践行者吴敬才(右一)介绍“一号科特派”由来。陈少婷 摄
1999年3月,福建南平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特派员制度。27年过去,今年7月福建选认首批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室,林占熺、廖红、苏海兰三位专家分别牵头菌草、土壤健康、林下中药材三个创新团队。三个人横跨不同的从业阶段,恰是福建科特派制度从初创到不断升级的生动缩影。
把菌草带出实验室
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是最早一批响应制度号召下乡的科特派。上世纪80年代,他在龙岩长汀看到水土流失的荒山,琢磨出用芒萁等野草代替木头种菇的技术,解决了“菌林矛盾”,可技术锁在实验室里,迟迟没法变成农民的收成。

林占熺研究员于1986年发明菌草技术,成功走出了一条从福建走向全球的菌草扶贫路。图为林占熺介绍菌子生长环境要求。陈少婷 摄
科特派制度给了科技人员一个稳定的下乡渠道:科研人员不再需要自己托关系找试验点,而是由地方对接产业需求,把专家直接送到生产一线。
林占熺随闽宁协作项目到宁夏彭阳,在窑洞里打着手电测温湿度,手把手教农户种菇,半年就让27户参与试验的农民每户增收2000元。“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农民钱袋子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靠着这套正式的技术推广网络,菌草技术今天已经从福建的试验田,推广到全国31个省487个县和全球100多个国家,4个案例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林占熺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把课堂搬进茶园里
很多技术需要科研人员在地里蹲几年才能见效,可传统科研评价体系里,长期下乡做推广不算核心业绩,很多专家不敢把根扎在村里。
针对这个痛点,作为科特派工作主力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逐步完善配套激励机制,修订教师职称评审办法,预留100个社会服务推广型高级职称指标,把田间技术推广、带动农民增收的实绩,和实验室发论文、拿纵向课题算作同等贡献,对长期下沉一线的科技人员在职称晋升上予以倾斜。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就是这套政策的受益者。

廖红在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长势。
2015年,作为科技特派员的廖红以武夷山为基地,探索创建生态茶园之路。她在武夷山燕子窠考察时发现,当地茶园长期过量施肥,土壤板结酸化,茶叶品质上不去。有了评价政策托底,廖红带着团队在茶园蹲了大半年,取土样、测肥力,摸索出茶园套种大豆、油菜等绿肥的生态栽培模式,利用大豆根瘤菌固氮、油菜开花后回田补磷钾,减少化肥用量的同时提升了茶叶品质。
这套茶树优质高效生态栽培模式,入选2021年农业部十项绿色发展技术。几年时间里,她牵头开了20多场田间现场会,培训茶农5000多人次,武夷山生态茶园示范面积累计超3万亩,茶农收入较之前增长了30%以上。她被当地茶农亲切地称为“拿锄头的女科学家”。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能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手中,能够为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和助力乡村振兴作出一份贡献,这是最令我骄傲的事。”廖红说。
把团队配到山头上
随着特色产业越做越细,单个专家靠一身技术覆盖全产业链的难度越来越大:种药材要懂育种、栽培,还要懂加工、找销路,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科特派制度也跟着产业需求持续升级,从最早的个人选派,发展到团队服务,再到现在的省级技术创新工作室,给专家配齐跨学科团队、固定经费和对接地方的正式通道。

苏海兰在南平市光泽县基地现场指导农户采挖。
省农科院研究员苏海兰,是首批省级工作室首席里的青年代表。十一年前,她主动请缨成为南平市光泽县科技特派员。当时,七叶一枝花等濒危药材因野生资源近乎枯竭,市场价格飙升至每公斤2000元,却因人工种植技术空白让药农望而却步。
当时,家里两个孩子还很小,苏海兰就带着孩子在深山基地住了下来,白天钻山林、进大棚做试验,晚上分析总结,荆棘划破了衣服,烈日晒脱了皮肤,她一头扎进了科技助力中药材种植的事业中。花了多年时间,她啃下七叶一枝花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出苗时间由2年缩短至6个月,出苗率从5%提升到86.5%。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通过努力让七叶一枝花这一稀缺名贵药材,真正成为农民群众的致富之花。”苏海兰说。
工作室挂牌后,她的团队整合了56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有专项经费支持,能直接和光泽县、井冈山市签长期技术服务协议,服务范围很快从福建山区拓展到江西井冈山,在两地推广林下中药材近30万亩,带动2万多农户增收30多亿元。

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林下中药材技术创新团队苏海兰工作室良种与生态栽培场景培训基地揭牌现场。陈少婷 摄
从最早给科技人员搭起下乡的桥,到用评价改革给长期蹲点的专家吃下定心丸,再到今天用工作室给专家配齐攻坚的团队,27年来科特派制度始终跟着农业生产的需求调整。林占熺、廖红和苏海兰只是几十万名奋战在田间的科特派缩影,制度一步步完善,最终都是为了让扎在地里的专家没有后顾之忧,能放开手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农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